佛山未成年学生犯罪8成是暴力犯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亟须修改地方法规

  佛山团市委前日公布的《未成年在校学生犯罪预防有效途径研究以佛山市为例》调查报告显示:未成年在校生犯罪八成是暴力犯罪

“帮教、监护、观护、心理干预等社会支持体系的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的工作效果。”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云南省人大代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周和玉指出,由于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地方法规实施时间较早,已不能涵盖和应对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中出现的种种弊端。

  本报昨日报道《初三生校门口被追砍
警方:打人者中有学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引发社会对未成年在校学生犯罪问题的关注。佛山未成年在校学生犯罪情况如何?在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在校学生犯罪的干预工作上,又存在什么缺失呢?

涉罪未成年人大多为留守、流动和失学失管青少年

  前日,佛山团市委公布《未成年在校学生犯罪预防有效途径研究以佛山市为例》调查报告。从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的数据看,未成年在校学生犯罪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约占3%左右,在未成年学生罪犯中,暴力犯罪所占比重较大,连续3年达80%。

周和玉提供的云南省检察机关2014年以来提起公诉的未成年被告人相关情况,数据触目惊心:

  而据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从2008年到2010年上半年,在校学生犯罪主体中,文化程度为初中的近六成。作案形式以团伙犯罪为主。团伙犯罪占在校学生犯罪总数的74.3%。犯罪类型相对集中,其中抢劫、故意伤害、盗窃犯罪占在校学生犯罪总数的81.1%。

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趋势,14周岁至16周岁的占比较高;涉罪未成年人92.8%为初中及小学文化水平,而其中在校未成年人只有7.7%。他们的犯罪案件已经从“两抢一盗”、故意伤害,发展到毒品、涉黑、涉恐、网络犯罪等新类型案件;犯罪手段从过去的方式简单、少有预谋、临时起意向形式团伙化、网络化,手段成人化、暴力化发展,一些过去只有成年人才会实施的犯罪中也出现了未成年人的身影;校园暴力的案件数在未成年人案件中超过了10%,有的地方甚至接近20%。案件类型涉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迫卖淫、容留卖淫、强奸、抢劫、聚众斗殴、盗窃、故意毁坏财物、绑架等。

  七成学生感觉到法律知识缺乏

令人揪心的是,目前,这些涉罪未成年人及未成年被害人,大多是农村留守、城镇流动以及失学、失管未成年人。

  课题组向佛山五区10所初中、高中、职中、中专、技校未成年在校学生发出《〈未成年在校学生犯罪预防有效途径研究〉课题调查问卷》2030份,收回问卷2015份,有效问卷2014份。

“云南超过九成的未成年人犯罪均为失学、失管未成年人所为。”周和玉说。

  统计显示,当问及“你清楚什么样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吗?”,选择“有些清楚有些不清楚”的占49%;选择“清楚”的占47%,选择“不清楚”的占4%。

昆明呈贡区人民法院的一份《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工作情况报告》显示,呈贡区作为昆明新区,近年来,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外地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明显多于本地籍未成年人。该院2015年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共34件61人,其中本地籍1人,外地籍60人。他们分别来自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犯罪家庭、重组家庭,有的父母忙于打工,亲子关系疏离,几乎对孩子不闻不问。涉罪未成年人中有的还是孤儿,所使用的姓名是自己从网络小说中找的。

  在关于“你觉得自己的法律知识够用吗?”问题上,选择“不够用”的占70%;选择“够用”的占21%,选择“其他”的占6%,选择“不需要法律知识”的占3%。

一些触法未成年人因种种原因对于自己的家庭状况不愿说、说不清,无法提供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呈贡区未成年人司法项目办公室通过EMS寄送《未成年人涉罪情况告知》到他们的户籍地,仍然联系不到他们的监护人。

  原因分析

相关职能部门难以形成合力

  心理发展尚未成熟

“相关条例和规定没有进行及时修订,与当前未成年犯罪预防和权益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趋势、新情况、新问题不相适应,缺乏针对性。”周和玉指出,云南省涉及未成年人保护及其犯罪预防的地方性法规,一个是1997年4月4日云南省人大颁布的《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另一个是2011年1月1日施行的《云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些法规已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特别是对留守、流动、失学、失管未成年人以及“校园暴力”惩治和预防的关注及相关规定很少甚至缺失,造成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与现实保护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我抱着以牙还牙的心态”、“玩网上暴力游戏很想打人、偷东西”、“一时的歪念和冲动”……在收回的调查问卷中,部分学生认为导致“违法犯罪的行为或倾向”存在上述自身的原因。

同时,条例虽然规定了各级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共青团、民政、妇联、教育、人社等各方均有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权益保护方面的责任,但对各个主体的责任范围、保护重点没有进行细化和明确。

  家庭“第一课堂”功能弱化

“目前涉及这一工作的职能部门有30余个,职能分散,协调难度大,难以形成合力。”周和玉说。

  调查人员分析,家庭是每个学生的第一课堂,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在校学生的犯罪轨迹看,很多可以从家庭功能弱化方面找到一些印记。其中,由于家庭结构残缺,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缺乏种种关爱而逐渐扭曲了性格。

2016年,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起诉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142人;对初犯偶犯、罪行轻微的依法从宽处理,决定附条件不起诉560人;同时,对涉罪未成年人实行案后5年跟踪帮教、观护教育、心理辅导、短期就业培训,为他们回归社会进行矫正教育。

  学校教育存在偏差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尽管检察院不断强化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但帮教、监护、观护、心理干预等社会支持体系的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的工作效果。

  调查结果显示,部分学校单纯追求升学率,重智育,轻德育,忽视法制教育、素质教育,导致学生对于违法犯罪缺乏“免疫能力”。有的学生在犯罪时,不知道或者不考虑犯罪行为的后果或者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的检察官们一直难忘17岁的流动青少年赵路易。无父母照料、流浪街头的赵路易从网吧抱走一个电脑机箱,因卖不出去,他在准备归还时被抓获。经鉴定,机箱价值1900元,超过了盗窃最低起刑点,赵路易被刑事拘留并起诉。

  调查人员发现,个别教师责任心不强,缺乏对“差生”的关怀和帮助,把“差生”视为“包袱”,冷嘲热讽,甚至采取劝退、开除等形式将“差生”推向社会。

虽然公检法3家机构都想以不起诉来挽救赵路易,但是社会调查显示,赵路易没有监护人,此前因盗窃行为被行政拘留过。如不进行司法教育,对社会存在潜在的犯罪威胁。最终,赵路易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建议对策

“如果能为赵路易提供一些生活物资和社会支撑,他就可以被免于刑事处罚。一个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对于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位检察官说。

  回归社会应“不计前科”

构建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立体网络

  针对在校学生犯罪案件情况,有调查人员建议,形成整体的、全社会都参与进来的“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体系”,进一步加大适用非监禁刑的力度。

“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刑事法就能解决的,更多的是社会问题。”

  为了使在校学生犯罪人释放后可以健康成长,调查报告中指出,可以根据在校学生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确立不同的考验期限,在考验期限内如无重新犯罪,由检察机关的考察人员提出建议,并由人民法院核实后裁定消除刑事记录。前科消灭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在校学生犯罪后回归社会,正常地参加学习和工作,不受歧视,具有积极意义,是一项保护未成年犯罪人权益的有力制度。

周和玉指出,未成年人案件要求依法快审快结,尽量缩短未成年人在诉讼中停留的时间,但在一些基层地区,因为没有法律援助律师,案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无法落实强制辩护。

  长期开展跟踪帮教

此外,法律要求未成年人案件要进行社会背景调查,作为案件处理的重要参考,但目前社会背景调查制度运行得并不理想。

  调查报告建议,多方位、多层面地开展社会帮教工作,对在校学生缓刑犯,要坚持与所在学校联系、磋商,请教育局出面协调,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争取让其复学。社区矫正机构对在校学生缓刑犯进行跟踪帮教,及时建立以公安、检察、学校班主任、监护人为成员的帮教小组,建立帮教联系制度和帮教网络,定期让他们向小组汇报思想工作状况,促进其思想转变。(记者廖银洁、李文慧
实习生黄珊 通讯员薛奕韩、谢盛)

对此,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指出:“社会调查报告过于雷同,不能准确反映出未成年人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流动涉案未成年人的增加,给社会背景调查带来了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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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系统性不强的问题,周和玉向本届大会提交建议,呼吁修改完善《云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建立分层次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及权益保护体系,针对对留守、流动、失学、失管未成年人犯罪及受侵害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案件中占比较大的外来非本地户籍未成年人实现平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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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大对“校园暴力”案件的预防和打击力度,细化完善“校园暴力”的发现、处置机制,明确家长、教育部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防止和处理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中的责任与权力范围。

此外,针对目前社区存在机构定位不明确、人员数量少、素质不高、资金来源无保障,没有专职社会工作者来从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等问题,周和玉还建议“推动专业未成年人社会服务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刑罚执行的社会化,就是普遍引进非政府性民间力量。”周和玉说,社区最接近未成年人生活环境,强化社区基层组织的关键作用,建设专业社工人才队伍,政府购买并提供服务,构建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立体网络,才能达到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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